前两天在文学城上看到一篇季羡林的学生纪念他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讲的很好：我们在批判某些现象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站远了，没有密切利益的瓜葛，就容易说出喊出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而当我们身处其境时，往往考虑的东西多了，妥协的可能也多了。
很多人认为有些人的缄默是麻木，是懦弱，是不正直，其实，这恰恰反应了人性的复杂。比如，小葡萄在分析国人特征的时候，可以堂而皇之地骂出“你们中国人，你们大陆人。。。”，如果作为中国人的自嘲，那也没什么，可偏偏要跟“中国人”撇清关系。而当葡萄叶子想要赚中国人钱的时候，又可以正义地喊出：“我们中国人很优秀的，我们华人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用大师的讲法就是基因的趋利性和自私性。所以，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评判别人时，低头想一想，自己是否是那样？
这一长贴中，有几点我想指出，希望可以探讨一下：
1、孙中山年少就到了檀香山，受到了与当时中国封建思想完全两个体系的思想影响，因此，他才能想到三民主义，才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如果深陷专制主义而没有看外部世界的机会的话，这种变化将会很漫长。这跟他跟不跟着慈禧的思路走没关系。
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从维新先驱到保皇党的转变过程，也只有短短的十几年。
我想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成就，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或者说是制约。
2、美国1860年爆发内战，直到1862年为止，北方军队还是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之下，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扭转了战争的形势。解放黑奴，不是林肯的初衷。维护国家统一，才是林肯和北方部队的最高目标。
3、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充其量只是代表着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份子的一小部分。维新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只有代表上层知识份子的谭嗣同之流才有一些进步意识，广大民众根本没有什么立宪的概念。谭嗣同，也没有先进到“绝对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地步。
而现在许志永所反映的却是底层民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诉求。这种变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思想解放的体现。如果把许志永和谭嗣同等同起来，那中国还真是悲哀。
我赞赏许志永的勇气，更期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许志永。最后一段红字部分点赞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