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律师
- 主题发起人 风居住的街道
- 发布时间 2014-02-25
以下是高律师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陕北农村。那是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时代，我们在这普遍贫穷的环境里又是属于最穷的。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坐在炕头上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
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他走的时候家里欠了医院80块钱，连尸体都领不出来。那年代80块钱很值钱，对我们家更是天文数字。记得当时一个姓马的老师的哥哥在公社当书记，是他到医院作了个担保，才让我们把尸体抬回去。
从那以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家中7个孩子，老大17岁，小的才2～3岁。我几个哥哥，包括姐姐到了14～15岁时都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了，长大后曾经问起母亲为什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我们打发出去，我母亲没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了解我们。把我们送出去，也许我们能活下来，如果把我们留在家里，可能都得饿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家里就靠我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那时十天一个集。这十天挖的药材能让下一个十天有饭吃，下一个十天再为下下一个十天挖药材。就这样我和弟弟整整干了两年。
我15岁就和弟弟出去打工，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现在每当看到一幕幕血腥的矿难事故，就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境。现在由于全社会的关注，有关人员在形式上对这种矿难事故多少还有点顾忌和在乎，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
说是“打工”，实际上我和弟弟一分钱没有挣到。开始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挖媒，把一栋煤拉上将近2.5里的慢上坡，给一块钱。当地人有能力的雇骡子拉，我们就用人力拉。我们年龄最小，力量最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出来17栋煤。
在那巷道里只要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或吵嚷，我的心就会发慌，狂跳不止，我就怕他们欺负我弟弟。当时有人要欺负我，我都感到很麻木，无所谓，但他们欺负我弟弟我会觉得揪心的难受。一天下来，把当天拉煤的数字记在窑洞的墙上是我们兄弟俩最兴奋的时刻。9个月下来整面墙上都记满了数字。可后来的结局证明这些数字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我们当时活了下来。
那次塌方，把我弟弟的腿给砸了，砸得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疯的在现场找破旧报纸，烧成灰，死命地摁在我弟弟的伤口上。把弟弟从巷道里背出来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送医院的意识，只是希望弟弟不用干活，老板给养一段时间。可老板说我们那九个月吃超了，分文不给把我们赶了出来。既然是吃得花销远远大于劳动所得，还顺便把我们那床脏得能敲出声音的被子也扣下了。那一幕是很悲惨的，书上经常说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我们那会真是牛马不如，可那是1980年。
六神无主的我把弟弟背到一个农民废弃的窑洞里，晚上被窑子主人发现了，他和他婆姨来问“你们是不是小偷？”我们不说话，问什么也不答，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婆姨非常善良，说“别问了，看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就让他们住这吧。”他们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折回来，给我们送了点吃的。那是他们的食物，那些东西今天想起来真是连猪都不吃。
男主人非常瘦小。我们正吃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干活？我迫不及待的说愿意，只要给我吃的，能把我弟弟养活。他说“我们也很穷，你弟弟的饭我们管不起，但你给我干活，我每天付7毛钱。”
当时7毛钱能买到两大袋饼干。我每天去干活，委托主人给弟弟买两袋饼干，送点水。整整一个月，我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天不亮就去干活，晚上回去天已漆黑了。每天晚上回到窑洞，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弟弟，感觉他身上的温度，他均匀的呼吸……。
一个月以后，弟弟的腿奇迹般的好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穷人的生命力极强。
弟弟好了以后我和他合计，我叫他到西安找二哥，我自己之前给另外一个人修桥打工，他欠我43块的工钱，我要留下来要那些钱。
向那个农民预支了14块钱（我看到他也是向别人借的），我把弟弟送上了车。他在车上，我在下面，我们兄弟俩大哭。当时心里非常茫然，尤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弟弟，毕竟他那时候只有15岁。
之后我继续给那农民干活，20天把工钱抵完后，我又多干了一个星期，给他的窑洞倒土。临了这个农民抱着我流着泪说“你是个好孩子。你拿了14块钱以后完全可以走掉，你要走掉了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多少怨恨，可你不但没走，还给我多干了几天活！”
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复杂的思想，第一是要把那43块钱要回来；第二是想当兵。我的二哥当过三年兵，听说部队上吃得很好，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想过当兵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住的窑洞离要钱的地方相隔40公里，我平均两、三天去一趟，每次总是悻悻而归，最后只好放弃，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陕北农村。那是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时代，我们在这普遍贫穷的环境里又是属于最穷的。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坐在炕头上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
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他走的时候家里欠了医院80块钱，连尸体都领不出来。那年代80块钱很值钱，对我们家更是天文数字。记得当时一个姓马的老师的哥哥在公社当书记，是他到医院作了个担保，才让我们把尸体抬回去。
从那以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家中7个孩子，老大17岁，小的才2～3岁。我几个哥哥，包括姐姐到了14～15岁时都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了，长大后曾经问起母亲为什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我们打发出去，我母亲没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了解我们。把我们送出去，也许我们能活下来，如果把我们留在家里，可能都得饿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家里就靠我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那时十天一个集。这十天挖的药材能让下一个十天有饭吃，下一个十天再为下下一个十天挖药材。就这样我和弟弟整整干了两年。
我15岁就和弟弟出去打工，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现在每当看到一幕幕血腥的矿难事故，就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境。现在由于全社会的关注，有关人员在形式上对这种矿难事故多少还有点顾忌和在乎，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
说是“打工”，实际上我和弟弟一分钱没有挣到。开始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挖媒，把一栋煤拉上将近2.5里的慢上坡，给一块钱。当地人有能力的雇骡子拉，我们就用人力拉。我们年龄最小，力量最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出来17栋煤。
在那巷道里只要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或吵嚷，我的心就会发慌，狂跳不止，我就怕他们欺负我弟弟。当时有人要欺负我，我都感到很麻木，无所谓，但他们欺负我弟弟我会觉得揪心的难受。一天下来，把当天拉煤的数字记在窑洞的墙上是我们兄弟俩最兴奋的时刻。9个月下来整面墙上都记满了数字。可后来的结局证明这些数字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我们当时活了下来。
那次塌方，把我弟弟的腿给砸了，砸得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疯的在现场找破旧报纸，烧成灰，死命地摁在我弟弟的伤口上。把弟弟从巷道里背出来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送医院的意识，只是希望弟弟不用干活，老板给养一段时间。可老板说我们那九个月吃超了，分文不给把我们赶了出来。既然是吃得花销远远大于劳动所得，还顺便把我们那床脏得能敲出声音的被子也扣下了。那一幕是很悲惨的，书上经常说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我们那会真是牛马不如，可那是1980年。
六神无主的我把弟弟背到一个农民废弃的窑洞里，晚上被窑子主人发现了，他和他婆姨来问“你们是不是小偷？”我们不说话，问什么也不答，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婆姨非常善良，说“别问了，看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就让他们住这吧。”他们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折回来，给我们送了点吃的。那是他们的食物，那些东西今天想起来真是连猪都不吃。
男主人非常瘦小。我们正吃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干活？我迫不及待的说愿意，只要给我吃的，能把我弟弟养活。他说“我们也很穷，你弟弟的饭我们管不起，但你给我干活，我每天付7毛钱。”
当时7毛钱能买到两大袋饼干。我每天去干活，委托主人给弟弟买两袋饼干，送点水。整整一个月，我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天不亮就去干活，晚上回去天已漆黑了。每天晚上回到窑洞，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弟弟，感觉他身上的温度，他均匀的呼吸……。
一个月以后，弟弟的腿奇迹般的好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穷人的生命力极强。
弟弟好了以后我和他合计，我叫他到西安找二哥，我自己之前给另外一个人修桥打工，他欠我43块的工钱，我要留下来要那些钱。
向那个农民预支了14块钱（我看到他也是向别人借的），我把弟弟送上了车。他在车上，我在下面，我们兄弟俩大哭。当时心里非常茫然，尤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弟弟，毕竟他那时候只有15岁。
之后我继续给那农民干活，20天把工钱抵完后，我又多干了一个星期，给他的窑洞倒土。临了这个农民抱着我流着泪说“你是个好孩子。你拿了14块钱以后完全可以走掉，你要走掉了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多少怨恨，可你不但没走，还给我多干了几天活！”
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复杂的思想，第一是要把那43块钱要回来；第二是想当兵。我的二哥当过三年兵，听说部队上吃得很好，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想过当兵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住的窑洞离要钱的地方相隔40公里，我平均两、三天去一趟，每次总是悻悻而归，最后只好放弃，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第一天我一口气走了80里路，到了黄陵县城，一点东西都没吃，肚子饿得很厉害。经过一家食堂的时候，我看到里面的人在炸油条。那时已经是农历的十一月份，我身上穿着一套破旧的上衣。我把衣服脱下来捧上去“我快饿死了，能不能换两根油条？”一个30 多岁的人两手把我脖子一卡拉出门外，说： “小子，你看看这是什么字，这是他妈的你要饭的地方吗？”我抬头看去，上面写的是“国营食堂”。（96年我回陕北探家的时专门到那铺子去了一趟。还是一家饭馆，但当年的国营食堂改成私人承包了。）
从饭店里被撵出来，我看到一辆拉煤的军车，一个戴领章帽徽的人从车上走下来。从小就知道解放军如何如何好，我走过去扑通跪在人家面前，抱着他的腿说“解放军叔叔，我快饿死了，你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低头乞求，对方没有一点反应，抬头一看，原来街上走过几个漂亮姑娘，解放军叔叔正盯着姑娘看呢，根本没听我说什么。这次要饭也失败了。
晚上我挨到了客运站，这时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必须到车站，跟着车的方向走，才不至于迷失回家的路。我已经死了要饭的心了，饥肠辘辘地躺在车站的门口过道，浑身冻得直哆嗦。很晚很晚了，听到一个声音问：“娃娃你怎么了？怎么睡在这儿?”我睁开眼睛对蹲在跟前的老头说“我快饿死了。”他叹了一口气，“你跟我走吧。”
老头是个石匠，六十来岁，显然是刚干活回来，口里叼个旱烟锅，手上裂着很多口子。到了他住的地方，他手都没洗就秤了一斤面，给我做了一大碗揪面片。我连面带汤全部给他吃得干干净净。聊了一会天，我就在老人的铺上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老头交给我一张到延安的车票，又塞给我5块钱。我知道他干一天活才挣一块五毛，这一下子就花了他十三块六毛！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礼貌，居然连老人的名字都没问就上路了，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黄陵到延安那一百多公里坐公车半天功夫就到了。到了延安是下午，我咬咬牙吃了个5分钱的羊皮，另加七个饺子，两分钱一个，一共花了一毛九分。记得父亲去世之前很久咱们家就没吃过饺子。当天晚上还睡在延安车站门口。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就醒了，起来就朝老家的方向走。
大概走了二十来里路，天亮了，我看到路边有辆老解放牌，一个驾驶员正站在车保险杠上修车，旁边放一个桶。我那时也不知道车上是否要水，提起桶就给人家去找水。从一里地外的水沟把水往回提的时候我心里还忐忐忑忑：他会不会要下这桶水？能不能带我一段？
那司机头都没抬，把水接过去，倒在水箱里，又把桶递给我。这下我心里高兴极了，又给他提了一趟水。水提回来，车也发动起来了，他也不问我到哪去，就说了一个字：“走。”我颠颠地正准备到人家驾驶室里就座，只听他说“去去去，后边去。”后来想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味大得不得了，人家肯定是嫌我脏。不过，管它前边后边，那时候我人生值得喜悦的事情不多，那是我最喜乐的一次了。
这一截路不得了啊，从延安到绥德至少有270公里，当天晚上就到了。到了绥德离我们家还有95公里路，这对我来讲已经是胜利在望了。我没舍得再动用那4快多钱，心想怎么也得把它带回家交给母亲。空着肚子就睡在绥德的长途汽车站。鞋已经没有脚后跟了，我把钱塞在鞋子里面就躺下了。
半夜感觉屁股被人梆梆踢了两脚，踢我的人还直接给了我个名字“小偷，你在这干嘛？我们是民兵小分队。”
我说“你看到我在干嘛？”
“你他妈还嘴硬！走！”
小分队把我押倒车站警卫室，里面有个老头正就着一个废汽油箱烧炭烤火。他们把我交给那老头，扔下一句“明天再来收拾你”，就继续巡逻去了。
我哭哭啼啼给那老头讲我的经历，我那时也有心计，想用我悲惨的经历打动老头，把我给放了。老头听了半天，站起来，一声不哼，从外边把门一锁，走了。我想他一定是烦我唠叨。没想到过一会他又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红薯放在炭火上。等红薯烤好了，他把红薯塞我手上，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娃娃，把这红薯吃了。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他们明天要把你带到采石场采石，那是无限期的，什么时候他们高兴才能放你。你快回家，当兵找你的出路去。大不了他们明天来把我打一顿。”
哎呀，虽然黄陵城里要饭难，但这一路上，好人真不少！
回到家里，亲人久别重逢，免不了一番大哭。那些年咱一家人为了吃上饭各奔东西，家里任何两个人碰面都是哭，先哭一阵子再说话。离别难，相见更难啊！
母亲不同意我当兵。她不同意是有理由的，当年父亲病中要输血，我们负不起那个钱，就在我哥哥、姐姐身上抽。在我大哥身上抽得最多，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父亲去世以后，所有的重担又都落在我大哥一人身上，母亲是心疼大哥。
可我去意已定，我当时冲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喊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我对母亲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安排我上学，就证明你没有能力安排我的人生，那我就自己安排。”最后，还是母亲让步了。
当兵三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首先让我认识到了外面有别于老家、有别于民工群体的世界，多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或者说，认识问题的过程和氛围和以前不一样了。而我也从最初只是希望能有一口好的吃，到奢望部队能不能安排个工作？然而，那个年代对农村制度性的歧视是公开的、明显的，农村兵从来都是哪儿来还回哪儿去。
终于接到了复原命令，所谓“复原”，就是回老家种地。我是站着听到这个消息的，听到消息后一下子就蹲下了，一蹲下鼻子流了好多血。人在希望突然幻灭时，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生理反应。
从饭店里被撵出来，我看到一辆拉煤的军车，一个戴领章帽徽的人从车上走下来。从小就知道解放军如何如何好，我走过去扑通跪在人家面前，抱着他的腿说“解放军叔叔，我快饿死了，你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低头乞求，对方没有一点反应，抬头一看，原来街上走过几个漂亮姑娘，解放军叔叔正盯着姑娘看呢，根本没听我说什么。这次要饭也失败了。
晚上我挨到了客运站，这时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我必须到车站，跟着车的方向走，才不至于迷失回家的路。我已经死了要饭的心了，饥肠辘辘地躺在车站的门口过道，浑身冻得直哆嗦。很晚很晚了，听到一个声音问：“娃娃你怎么了？怎么睡在这儿?”我睁开眼睛对蹲在跟前的老头说“我快饿死了。”他叹了一口气，“你跟我走吧。”
老头是个石匠，六十来岁，显然是刚干活回来，口里叼个旱烟锅，手上裂着很多口子。到了他住的地方，他手都没洗就秤了一斤面，给我做了一大碗揪面片。我连面带汤全部给他吃得干干净净。聊了一会天，我就在老人的铺上睡着了。第二天天亮，老头交给我一张到延安的车票，又塞给我5块钱。我知道他干一天活才挣一块五毛，这一下子就花了他十三块六毛！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礼貌，居然连老人的名字都没问就上路了，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黄陵到延安那一百多公里坐公车半天功夫就到了。到了延安是下午，我咬咬牙吃了个5分钱的羊皮，另加七个饺子，两分钱一个，一共花了一毛九分。记得父亲去世之前很久咱们家就没吃过饺子。当天晚上还睡在延安车站门口。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我就醒了，起来就朝老家的方向走。
大概走了二十来里路，天亮了，我看到路边有辆老解放牌，一个驾驶员正站在车保险杠上修车，旁边放一个桶。我那时也不知道车上是否要水，提起桶就给人家去找水。从一里地外的水沟把水往回提的时候我心里还忐忐忑忑：他会不会要下这桶水？能不能带我一段？
那司机头都没抬，把水接过去，倒在水箱里，又把桶递给我。这下我心里高兴极了，又给他提了一趟水。水提回来，车也发动起来了，他也不问我到哪去，就说了一个字：“走。”我颠颠地正准备到人家驾驶室里就座，只听他说“去去去，后边去。”后来想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味大得不得了，人家肯定是嫌我脏。不过，管它前边后边，那时候我人生值得喜悦的事情不多，那是我最喜乐的一次了。
这一截路不得了啊，从延安到绥德至少有270公里，当天晚上就到了。到了绥德离我们家还有95公里路，这对我来讲已经是胜利在望了。我没舍得再动用那4快多钱，心想怎么也得把它带回家交给母亲。空着肚子就睡在绥德的长途汽车站。鞋已经没有脚后跟了，我把钱塞在鞋子里面就躺下了。
半夜感觉屁股被人梆梆踢了两脚，踢我的人还直接给了我个名字“小偷，你在这干嘛？我们是民兵小分队。”
我说“你看到我在干嘛？”
“你他妈还嘴硬！走！”
小分队把我押倒车站警卫室，里面有个老头正就着一个废汽油箱烧炭烤火。他们把我交给那老头，扔下一句“明天再来收拾你”，就继续巡逻去了。
我哭哭啼啼给那老头讲我的经历，我那时也有心计，想用我悲惨的经历打动老头，把我给放了。老头听了半天，站起来，一声不哼，从外边把门一锁，走了。我想他一定是烦我唠叨。没想到过一会他又回来了，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红薯放在炭火上。等红薯烤好了，他把红薯塞我手上，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娃娃，把这红薯吃了。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他们明天要把你带到采石场采石，那是无限期的，什么时候他们高兴才能放你。你快回家，当兵找你的出路去。大不了他们明天来把我打一顿。”
哎呀，虽然黄陵城里要饭难，但这一路上，好人真不少！
回到家里，亲人久别重逢，免不了一番大哭。那些年咱一家人为了吃上饭各奔东西，家里任何两个人碰面都是哭，先哭一阵子再说话。离别难，相见更难啊！
母亲不同意我当兵。她不同意是有理由的，当年父亲病中要输血，我们负不起那个钱，就在我哥哥、姐姐身上抽。在我大哥身上抽得最多，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垮了。父亲去世以后，所有的重担又都落在我大哥一人身上，母亲是心疼大哥。
可我去意已定，我当时冲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喊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都很痛苦。我对母亲说：“你既然没有能力安排我上学，就证明你没有能力安排我的人生，那我就自己安排。”最后，还是母亲让步了。
当兵三年对我的人生影响比较大。首先让我认识到了外面有别于老家、有别于民工群体的世界，多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或者说，认识问题的过程和氛围和以前不一样了。而我也从最初只是希望能有一口好的吃，到奢望部队能不能安排个工作？然而，那个年代对农村制度性的歧视是公开的、明显的，农村兵从来都是哪儿来还回哪儿去。
终于接到了复原命令，所谓“复原”，就是回老家种地。我是站着听到这个消息的，听到消息后一下子就蹲下了，一蹲下鼻子流了好多血。人在希望突然幻灭时，会引起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生理反应。
96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我94年自学大专毕业，95年考取了律师资格，96年开业当律师。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母亲苦了一辈子，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91 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业那天人们很激动，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94、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一个年届30,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187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年青人喜欢互相攀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伙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的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
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着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呆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500人听课，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百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91 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业那天人们很激动，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94、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一个年届30,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187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年青人喜欢互相攀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伙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的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
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着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呆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500人听课，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百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
过年
农历过大年在农村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过大年是中国农村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被农村居民看重的节日。
过大年之所以为农村居民所看重，因为在春节，农村居民可以吃上一年里吃不上的好饭菜，穿上一年里舍不得穿的好衣服。农家人有时一年里不曾见面的亲戚也会在这个期间你来我往，家境较好人家的小孩还可以有压岁钱及较多的鞭炮之类的获得。
迄今为止，我影响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过年是父亲去逝后的第一个春节，直至今天，我一生的任何时候都能理解在那样的年月对过大年屈指期盼心情的急切！但今天的我，是不完全理解那时过大年时我和弟弟们对花炮钟爱的强烈心理。父亲去逝后的第一个大年，我们因不象别的同龄孩子一样能有装在兜里的花炮而偷偷流泪，也因没有鞭炮而远离同村同龄孩子们玩耍的群体，另一个远离同龄孩子玩耍群体的原因是从我记事以来，当然包括有父亲的春节里，我们家的孩子过年是从未有过能换件新衣裳的荣耀，而让幼小的我们忘不掉及难过的是，同村同龄孩子过年穿上新衣裳是无一例外的规律。那时的心理也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远远窥视着别的穿着新衣裳在玩耍的孩子群体，心里竟想着他们中间的一位或者是几位也没有换上新衣裳该多好啊，但这种“理想”的场景是从未出现过的。
父亲去世半年后，我们一家被时间裹胁着拖入了没有父亲后的第一个大年。与往年过年前的心情截然不同的是，在我们的心里第一次出现了怕大年来临的心态！当时，随着大年的临近，一种全家都能感觉到的沉闷压抑气氛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尽管当时我才十多岁，但仍是这种压抑的具体承受者。记得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家中仍未置办一分钱的年货，家中也没有可供置办年货的一分钱，家中更没有价值一分钱的可被当作年货来支使的什物。其时父亲才去逝六个月，母亲的精神、心理仍处在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这期间母亲也没有顾得上去刻意掩饰她的茫然及失措。腊月二十七，母亲红肿着眼睛叫我跟他出一趟门，全家谁也未敢问母亲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被母亲拉着手离开家时，我还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哥哥他们的表情。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最远的地方，母亲一路未发一言地拉着我的手走了三个小时，来到了距我家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叫西山的村子。进了那个村母亲告诉我，这里有她的一个姑姑（我的老姑）是个盲人，并说：“你父亲今年刚走，妈妈实在是走投无路，来这里是看能不能和你老姑借东西把年过了。”可这一趟我们母子俩等于跑了空，老姑是个盲人，一个儿子还是收养来的，家中穷得与我们不相上下。我们在老姑家喝了一顿稀饭后准备离开时，老姑的盲眼里流出了泪水！用手在母亲的脸上、头上抚摸着，最后她摸索着从另一孔窑洞里舀出来一碗黄豆芽包起来给了母亲。返回的路上，我们走得特别慢，我能感到母亲在思考着什么，走了一半路天就黑啦。当我们走到离家还有两公里的河沟里时，母亲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象孩子般地呜咽起来，我感到母亲握着我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手上的汗水湿淋淋的。哭了好一阵子后，母亲停止了哭，用衣襟擦拭自己的泪眼、脸，然后用手抚摸了两次我的头后，又用手擦掉我的眼泪。 “唉，观音娘娘求你保佑我的这些可怜的没爹的孩子吧！润慧，你爹刚没了（去逝），妈妈是被打懵了，你放心，妈妈不会老是这样的，过完年就会好起来的”，母亲带着哭腔说。当我和妈妈回到家时，全家正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
天无绝人之路，四天后的大年三十夜里，我们吃上了叔父送来的一斤多猪肉，大年初一我们吃上了以萝卜丝为主，掺和着一点叔父送来的肉的饺子。
从那个大年开始，我的坚毅、坚韧的母亲形象清晰起来。持续了许久的悲痛，被明显的坚毅、对我们爱的坚韧及责任所摧抑，成熟了的母亲将我们带向了成熟
农历过大年在农村地区具有特别的意义。过大年是中国农村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被农村居民看重的节日。
过大年之所以为农村居民所看重，因为在春节，农村居民可以吃上一年里吃不上的好饭菜，穿上一年里舍不得穿的好衣服。农家人有时一年里不曾见面的亲戚也会在这个期间你来我往，家境较好人家的小孩还可以有压岁钱及较多的鞭炮之类的获得。
迄今为止，我影响中最为刻骨铭心的过年是父亲去逝后的第一个春节，直至今天，我一生的任何时候都能理解在那样的年月对过大年屈指期盼心情的急切！但今天的我，是不完全理解那时过大年时我和弟弟们对花炮钟爱的强烈心理。父亲去逝后的第一个大年，我们因不象别的同龄孩子一样能有装在兜里的花炮而偷偷流泪，也因没有鞭炮而远离同村同龄孩子们玩耍的群体，另一个远离同龄孩子玩耍群体的原因是从我记事以来，当然包括有父亲的春节里，我们家的孩子过年是从未有过能换件新衣裳的荣耀，而让幼小的我们忘不掉及难过的是，同村同龄孩子过年穿上新衣裳是无一例外的规律。那时的心理也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远远窥视着别的穿着新衣裳在玩耍的孩子群体，心里竟想着他们中间的一位或者是几位也没有换上新衣裳该多好啊，但这种“理想”的场景是从未出现过的。
父亲去世半年后，我们一家被时间裹胁着拖入了没有父亲后的第一个大年。与往年过年前的心情截然不同的是，在我们的心里第一次出现了怕大年来临的心态！当时，随着大年的临近，一种全家都能感觉到的沉闷压抑气氛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尽管当时我才十多岁，但仍是这种压抑的具体承受者。记得还有四天就是大年，家中仍未置办一分钱的年货，家中也没有可供置办年货的一分钱，家中更没有价值一分钱的可被当作年货来支使的什物。其时父亲才去逝六个月，母亲的精神、心理仍处在茫然失措的状态中，这期间母亲也没有顾得上去刻意掩饰她的茫然及失措。腊月二十七，母亲红肿着眼睛叫我跟他出一趟门，全家谁也未敢问母亲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被母亲拉着手离开家时，我还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哥哥他们的表情。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最远的地方，母亲一路未发一言地拉着我的手走了三个小时，来到了距我家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叫西山的村子。进了那个村母亲告诉我，这里有她的一个姑姑（我的老姑）是个盲人，并说：“你父亲今年刚走，妈妈实在是走投无路，来这里是看能不能和你老姑借东西把年过了。”可这一趟我们母子俩等于跑了空，老姑是个盲人，一个儿子还是收养来的，家中穷得与我们不相上下。我们在老姑家喝了一顿稀饭后准备离开时，老姑的盲眼里流出了泪水！用手在母亲的脸上、头上抚摸着，最后她摸索着从另一孔窑洞里舀出来一碗黄豆芽包起来给了母亲。返回的路上，我们走得特别慢，我能感到母亲在思考着什么，走了一半路天就黑啦。当我们走到离家还有两公里的河沟里时，母亲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象孩子般地呜咽起来，我感到母亲握着我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手上的汗水湿淋淋的。哭了好一阵子后，母亲停止了哭，用衣襟擦拭自己的泪眼、脸，然后用手抚摸了两次我的头后，又用手擦掉我的眼泪。 “唉，观音娘娘求你保佑我的这些可怜的没爹的孩子吧！润慧，你爹刚没了（去逝），妈妈是被打懵了，你放心，妈妈不会老是这样的，过完年就会好起来的”，母亲带着哭腔说。当我和妈妈回到家时，全家正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归来。
天无绝人之路，四天后的大年三十夜里，我们吃上了叔父送来的一斤多猪肉，大年初一我们吃上了以萝卜丝为主，掺和着一点叔父送来的肉的饺子。
从那个大年开始，我的坚毅、坚韧的母亲形象清晰起来。持续了许久的悲痛，被明显的坚毅、对我们爱的坚韧及责任所摧抑，成熟了的母亲将我们带向了成熟
回到了母亲生我养我的地方，窑洞里、院落中、山道上，目及之处记忆所至，脑海里母亲的身影，母亲的形象及音容笑貌无处不至。
我出生的窑洞前几年被母亲送了人，现在被别人占居着。我们兄弟姐妹都诞生在同一孔窑洞里，母亲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将我们兄弟姐妹养大。窑洞里的土炕上一般睡上四个人时比较宽敞，睡五个人既比较拥挤，父亲在世时我们的炕上要睡九个人。从我记事时起，我是和四弟与父亲同睡一个被窝，直至后来父亲去逝前被抬到县医院时止。全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享受到单独盖一块被子睡觉的待遇。我的记忆中，每到晚上该睡觉时，父母总是象现场的调度一样安排、调整、平衡着每个人的需要，按母亲后来经常当作笑话讲时说得那样：“每晚能让你们停息下后我就冒出一身汗”。母亲就是这样在睡前都得冒出一身汗的艰难困境中将我们养大，并将我们一个个送出了家门。
出生我的窑洞院落外面有一条小道通向外面的世界。上中学的三年里，母亲是天天不变地在我上学必要经过的这条小道上目送我上学而去，晚上又定会站在这条小道上等我放学回家。严寒酷暑，风中雨里无有例外者。记得有一次晚上我从学校回来，母亲象往常一样站在小道上等我，母亲每次听到我从山路上跑下来的脚步声时，百分之百的要喊一声我的乳名，那次也不例外，但在往日，母亲听到了我的应声后会赶紧先回家给我热饭吃，但那天有点反常，母亲不象往日那样自己先走回家，一直等至我走到她跟前时，母亲也未往前走，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我喊了一声妈，母亲过来用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了一下，然后说：“润慧，你听妈妈给你说，咱家现在一颗口粮都没了，今天我带你四弟去下洼（一个村名）村亲亲(方言：亲戚)家借也没借上，今黑夜（方言：今晚）妈妈没办法让你们能吃上饭，妈妈明天肯定有办法，今黑夜就早点睡觉吧!”然后拉着我的手回了家。那天夜里，我悄悄地哭了许久，枕头被哭湿了一大片，不是因为我肚子饿，父亲早逝后我们较早地懂得了母亲的艰辛，我知道一大群孩子今夜吃不上饭母亲的心里会有多苦，更何况明天天亮后这一大群孩子还得活下去，口粮从何而来？那天夜里，我听到母亲许久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天不亮，母亲照例叫醒我去上学，送我至那条小道上时，母亲拉着我的手，将半把炒黄豆放在我的手上，从母亲手上接过来的炒黄豆有些潮湿，从黄豆上带着的温度判断，这半把炒黄豆在母亲的手里是被攥了不短的时间！由于天还很黑，我看不见母亲的脸，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我坚持要把这半把炒黄豆中的一半留给母亲，让母亲给同样饿着肚子的弟弟妹妹吃，母亲不同意，我不走，我哭出了声，坚持我的要求，母亲始终未哭，坚决地将我推向了上学的路。
那天天黑我回到村里，仍站在小道上的母亲喊完我的名字后匆匆回家，我知道母亲借到了度命的口粮。
28年过去啦，这一幕从未在我的记忆里模糊过。
我出生的窑洞前几年被母亲送了人，现在被别人占居着。我们兄弟姐妹都诞生在同一孔窑洞里，母亲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将我们兄弟姐妹养大。窑洞里的土炕上一般睡上四个人时比较宽敞，睡五个人既比较拥挤，父亲在世时我们的炕上要睡九个人。从我记事时起，我是和四弟与父亲同睡一个被窝，直至后来父亲去逝前被抬到县医院时止。全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享受到单独盖一块被子睡觉的待遇。我的记忆中，每到晚上该睡觉时，父母总是象现场的调度一样安排、调整、平衡着每个人的需要，按母亲后来经常当作笑话讲时说得那样：“每晚能让你们停息下后我就冒出一身汗”。母亲就是这样在睡前都得冒出一身汗的艰难困境中将我们养大，并将我们一个个送出了家门。
出生我的窑洞院落外面有一条小道通向外面的世界。上中学的三年里，母亲是天天不变地在我上学必要经过的这条小道上目送我上学而去，晚上又定会站在这条小道上等我放学回家。严寒酷暑，风中雨里无有例外者。记得有一次晚上我从学校回来，母亲象往常一样站在小道上等我，母亲每次听到我从山路上跑下来的脚步声时，百分之百的要喊一声我的乳名，那次也不例外，但在往日，母亲听到了我的应声后会赶紧先回家给我热饭吃，但那天有点反常，母亲不象往日那样自己先走回家，一直等至我走到她跟前时，母亲也未往前走，我感到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我喊了一声妈，母亲过来用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了一下，然后说：“润慧，你听妈妈给你说，咱家现在一颗口粮都没了，今天我带你四弟去下洼（一个村名）村亲亲(方言：亲戚)家借也没借上，今黑夜（方言：今晚）妈妈没办法让你们能吃上饭，妈妈明天肯定有办法，今黑夜就早点睡觉吧!”然后拉着我的手回了家。那天夜里，我悄悄地哭了许久，枕头被哭湿了一大片，不是因为我肚子饿，父亲早逝后我们较早地懂得了母亲的艰辛，我知道一大群孩子今夜吃不上饭母亲的心里会有多苦，更何况明天天亮后这一大群孩子还得活下去，口粮从何而来？那天夜里，我听到母亲许久都没有入睡。
第二天天不亮，母亲照例叫醒我去上学，送我至那条小道上时，母亲拉着我的手，将半把炒黄豆放在我的手上，从母亲手上接过来的炒黄豆有些潮湿，从黄豆上带着的温度判断，这半把炒黄豆在母亲的手里是被攥了不短的时间！由于天还很黑，我看不见母亲的脸，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我坚持要把这半把炒黄豆中的一半留给母亲，让母亲给同样饿着肚子的弟弟妹妹吃，母亲不同意，我不走，我哭出了声，坚持我的要求，母亲始终未哭，坚决地将我推向了上学的路。
那天天黑我回到村里，仍站在小道上的母亲喊完我的名字后匆匆回家，我知道母亲借到了度命的口粮。
28年过去啦，这一幕从未在我的记忆里模糊过。
2005年3月6日下午16时24分，我的母亲离开了这个她异常深爱着的人世，我们兄弟姊妹七人结束了有母亲的时代，没有母亲的时代开始啦。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因为一群与她老人家年纪相当的、已上访了10年之久的老人提供法律帮助刚刚回京，接到四弟打来的电话，一种不祥使我失措。电话里传来了 40岁弟弟的嚎啕声，巨大的悲痛及揪心的绝望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存在，我不清楚我哭倒在一个医院大厅里的过程，我感觉到了我的脸贴在地面上的冰凉。当被妻子及岳母扶起时，我发现我的面部已大部分麻木无觉，脑部缺氧致眼前昏暗状，呜咽中回到家里，呜咽中完成了准备连夜回家的过程。天黑，我驾车开始了千里之行，同我一起上路的还有绝望、悲情和茫然。
平时五个小时的路程，被昏昏兮兮的我用去了八个多小时，路异常的漫长。在太原市大姐家歇一小时后，我们又开始了苦旅……！
每次回到那个至今贫穷却让我永远魂牵梦萦的小山村时，来接我的人群中第一次没有了母亲，而且是永远的没有了母亲。全家人嚎啕动天。看到已盖的严实的棺材，我的悲情无以自禁。我在院子里跪倒爬行至前，匍匐在母亲的棺材下，揪心的绝望及深彻心底的悲情再次至极限……。
父亲遗愿成了母亲目标
67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我们，在母亲67年的人生生涯中，有60年的时间里是在贫穷及磨难中熬过。
母亲6岁时丧父，8岁时起做童养媳。母亲一生无数次给我们子女讲述过她做童养媳期间所经受的苦难，那种让她老人家终生刻骨铭心的苦难故事一生都没有讲述完，尽管母亲做童养媳的时间是4年（母亲12岁那年，偷偷的跑回了外祖母家）。
15岁时，母亲随改嫁的外祖母来到她后来生活了52年的小山村。母亲生活了52年后的小山村里仅有200余口人，这个小山村当时的规模是可想而知的。
16 岁时，母亲嫁给了我后来的父亲，按三姨讲述的是，当时父亲家是一贫如洗。这个从贫穷开始的婚姻存在了22年。22年里，一陈初始至终未变的就是贫穷。按三姨的讲述，这个从贫穷开始至终以极度贫穷状态下结束的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母亲是贫穷地幸福着。17岁时母亲生下了大哥，母亲25岁时，41岁的外祖母病故，其时我刚刚出生才40天。在我们有记忆里的时间里，每每谈及外祖母，母亲常常泪水洗面，对外祖母的思念之情令人甚是感慨！
母亲38岁时，41岁的父亲患癌症逝去。父亲的逝去，给母亲及全家带来的悲痛情势用我手中的这支笔根本无法将之穷尽。
父亲一生的夙愿是有朝一日能吃饱肚子，这个至死未能实现的愿望在父亲亡故后发生了改变，即一家人从父亲在世时吃饱肚子的愿望，变成了母亲的让全家人活下去的目标。父亲去世前的悲惨经历，极致地增大了母亲此后维持让全家活下去目标的难度。为给父亲看病，家中已没有了再可供人拿去变卖的任何什物，孩子身上的血也到了不能再抽的边缘！大哥身上的血被抽得不能正常行走，而其时大哥是一家中唯一具有劳动能力者！
当已咽气的父亲躺在家中的地上时，撕心裂肺的悲痛并不是当时母亲及全家人痛苦的全部。父亲被抬离县医院时，留下了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债务，而当时全家，具体地说是母亲，面对这些债务的偿还，有如我们面对已没有了生命的父亲一样，是茫然及无奈。面对已躺在地上的父亲因无钱置办棺材而无法入土之痛，更令可怜的母亲绝望至呼天喊地。另一个在当时的现实局面是，有一大群饥肠辘辘的孩子，无一粒稻粮可供下炊。唯一具有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技术）的大哥，因给父亲输血量多，且全无使身体恢复健康所需的营养条件，而成了一个勉强的能生活自理者。母亲和她的那一群孩子当时身临山穷水尽之境地。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因为一群与她老人家年纪相当的、已上访了10年之久的老人提供法律帮助刚刚回京，接到四弟打来的电话，一种不祥使我失措。电话里传来了 40岁弟弟的嚎啕声，巨大的悲痛及揪心的绝望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存在，我不清楚我哭倒在一个医院大厅里的过程，我感觉到了我的脸贴在地面上的冰凉。当被妻子及岳母扶起时，我发现我的面部已大部分麻木无觉，脑部缺氧致眼前昏暗状，呜咽中回到家里，呜咽中完成了准备连夜回家的过程。天黑，我驾车开始了千里之行，同我一起上路的还有绝望、悲情和茫然。
平时五个小时的路程，被昏昏兮兮的我用去了八个多小时，路异常的漫长。在太原市大姐家歇一小时后，我们又开始了苦旅……！
每次回到那个至今贫穷却让我永远魂牵梦萦的小山村时，来接我的人群中第一次没有了母亲，而且是永远的没有了母亲。全家人嚎啕动天。看到已盖的严实的棺材，我的悲情无以自禁。我在院子里跪倒爬行至前，匍匐在母亲的棺材下，揪心的绝望及深彻心底的悲情再次至极限……。
父亲遗愿成了母亲目标
67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我们，在母亲67年的人生生涯中，有60年的时间里是在贫穷及磨难中熬过。
母亲6岁时丧父，8岁时起做童养媳。母亲一生无数次给我们子女讲述过她做童养媳期间所经受的苦难，那种让她老人家终生刻骨铭心的苦难故事一生都没有讲述完，尽管母亲做童养媳的时间是4年（母亲12岁那年，偷偷的跑回了外祖母家）。
15岁时，母亲随改嫁的外祖母来到她后来生活了52年的小山村。母亲生活了52年后的小山村里仅有200余口人，这个小山村当时的规模是可想而知的。
16 岁时，母亲嫁给了我后来的父亲，按三姨讲述的是，当时父亲家是一贫如洗。这个从贫穷开始的婚姻存在了22年。22年里，一陈初始至终未变的就是贫穷。按三姨的讲述，这个从贫穷开始至终以极度贫穷状态下结束的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母亲是贫穷地幸福着。17岁时母亲生下了大哥，母亲25岁时，41岁的外祖母病故，其时我刚刚出生才40天。在我们有记忆里的时间里，每每谈及外祖母，母亲常常泪水洗面，对外祖母的思念之情令人甚是感慨！
母亲38岁时，41岁的父亲患癌症逝去。父亲的逝去，给母亲及全家带来的悲痛情势用我手中的这支笔根本无法将之穷尽。
父亲一生的夙愿是有朝一日能吃饱肚子，这个至死未能实现的愿望在父亲亡故后发生了改变，即一家人从父亲在世时吃饱肚子的愿望，变成了母亲的让全家人活下去的目标。父亲去世前的悲惨经历，极致地增大了母亲此后维持让全家活下去目标的难度。为给父亲看病，家中已没有了再可供人拿去变卖的任何什物，孩子身上的血也到了不能再抽的边缘！大哥身上的血被抽得不能正常行走，而其时大哥是一家中唯一具有劳动能力者！
当已咽气的父亲躺在家中的地上时，撕心裂肺的悲痛并不是当时母亲及全家人痛苦的全部。父亲被抬离县医院时，留下了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的债务，而当时全家，具体地说是母亲，面对这些债务的偿还，有如我们面对已没有了生命的父亲一样，是茫然及无奈。面对已躺在地上的父亲因无钱置办棺材而无法入土之痛，更令可怜的母亲绝望至呼天喊地。另一个在当时的现实局面是，有一大群饥肠辘辘的孩子，无一粒稻粮可供下炊。唯一具有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技术）的大哥，因给父亲输血量多，且全无使身体恢复健康所需的营养条件，而成了一个勉强的能生活自理者。母亲和她的那一群孩子当时身临山穷水尽之境地。
自古言“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似乎“柳暗花明”规律性地成了每一“山穷水尽”后的必然归宿，母亲没有这种幸运。山穷水尽，在父亲亡故后的20年里，是母亲一直面对的局面。
1975年的6月22日，在众人的帮扶下，父亲获得了一口价值40元人民币的棺材。身体高大的父亲佝偻着背活了41年，他的遗体被屈蹴着放入那口赊来的棺材里，解决了父亲的入土之难。
父亲的“成功”入土，随之而来的是全家历时10年的生存保卫战。母亲是这场战役的灵魂般的指挥者，又是这场令人身心疲惫战役中具体任务最为繁重的战士。为了让她的孩子能活下去，母亲开始了没有白天黑夜的劳作。白天在黄土地里劳作的过程中，人们时常能听到母亲劳动过程中发出的让任何闻者潸然泪下的哀嚎声。傍晚回到家里，仅完成让她的一大群孩子吃上饭及上炕入睡过程的劳作量，即足让一个精力充沛者累得直不起腰来！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每天还必须面对这个过程。当她的孩子全部入睡后，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开始有时是彻夜的纺棉线活，这些在黑夜里从不间断的纺棉线活，是全部孩子有衣穿的保证。夜深人静时，偶有从睡梦中醒来，常常能听到嗡嗡的纺车声，间中伴有母亲低沈的悲哭声。不到半年的时间，母亲已骨瘦如柴。母亲不分昼夜的劳作并没有有效保障让她的孩子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东西，创造有效保障全家能活下来的条件，尽可能减轻母亲沉重的负担成了全部孩子的自发选择。但祸不单行，身体极度虚弱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快一年之际病得不省人事，在一个漆黑的半夜里，在母亲无助的哀嚎声中，大哥被从家中抬到县里医院，又一轮雪上加霜的灾难已实实在在袭来。本已弱不禁风的一家人再次进入极端困顿的境地。母亲瘦弱的身体再次顶住了命运之神的恣意肆虐。母亲坚定拒绝了任何劝其改嫁以解脱自己灾难人生的好意，母亲坚定地告诉任何劝说者，将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抚养成人将是她一生不变的愿望。母亲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
记得父亲去世后过的第一个大年，家中是一贫如洗。大年三十上午，一个远房叔叔送来了一斤三两猪肉、一斤多羊肉、二斤白面。大年三十夜，全部孩子围坐在炕上，母亲将炕烧得热烘烘的。母亲将切成片的肉炖熟，所有孩子都没有端饭碗、拿筷子，由母亲端着碗用筷子夹着肉每人喂了我们两口。
那次的肉香是我终生不能忘掉的，那个年夜里，我们吃上了世界上最香的肉，住在世界上最暖和的窑洞里。大年初一早晨，用叔父送来的羊肉和着萝卜丝，用那二斤白面，我们吃了一顿饺子！天还未亮，全家人就围着煤油灯忙碌着，那天早晨我们吃到了人世间最香的饺子！虽然有限的数量不能保证吃饱。这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是用心、用爱而不是用财富，使我们过了一个有生之年不能忘掉丝毫的、最幸福的春节。
母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她的远见是我们子女今天价值的全部基础。母亲决定让除大哥及姐姐外的其他孩子上学，当时的这个决定近乎天方夜潭，但二哥以下，后来我们都读完初中。接受完初中教育的经历，成为改变我们子女个人人生命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已懂事的二哥因心疼母亲坚决拒绝上学，但母亲的这个决定是不容商量的，二哥在极度贫穷的家境中读完了初中，这对他未来参军及后来的发展极具意义。对我的学习，是所有孩子中母亲花费心血最多的。我小学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学状态，经济困难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从父亲去世的第二年起，全家每年前半年里的生存条件，是由我和10岁的弟弟以起早贪黑挖药材来保证。每个白天，我和弟弟冒着酷暑及诸多危险去挖药材，伸手不见五指时，饿得直不起腰的我和弟弟回到家里，喝上一肚子毫无任何营养的稀饭倒地入睡。而母亲则开始了她的另一种劳作，即几近用彻夜的时间，将我和弟弟挖回家的药材逐根用擀面杖碾压然后抽去根筋，再逐根摆好，以便天亮后晾晒。这种由我、弟弟及母亲三人形成的挖药材、以取换红高粱度命的机制至1977年。形成不变的定式是，每十天一个集市，十天里挖回并已晒干的药材基本上均为10 斤以上，但最多未超过十一斤，每斤1.2元，可得到12元以上的现钱。带着壳的红高粱0.25元/斤，每次卖完药材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的10元钱换成 40斤红高粱，这是未来10天里全家的全部口粮，每次余下2元左右的钱用以食用盐、灯用煤油等花费。当秋季不能挖药材时，母亲又指导我们去拾捡农业社收秋后散落在田地、路旁的粮食颗粒。这种拾捡粮的时间一般需要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兄妹的拾捡，能够让一年中无粮的时间减少两个月。
1975年的6月22日，在众人的帮扶下，父亲获得了一口价值40元人民币的棺材。身体高大的父亲佝偻着背活了41年，他的遗体被屈蹴着放入那口赊来的棺材里，解决了父亲的入土之难。
父亲的“成功”入土，随之而来的是全家历时10年的生存保卫战。母亲是这场战役的灵魂般的指挥者，又是这场令人身心疲惫战役中具体任务最为繁重的战士。为了让她的孩子能活下去，母亲开始了没有白天黑夜的劳作。白天在黄土地里劳作的过程中，人们时常能听到母亲劳动过程中发出的让任何闻者潸然泪下的哀嚎声。傍晚回到家里，仅完成让她的一大群孩子吃上饭及上炕入睡过程的劳作量，即足让一个精力充沛者累得直不起腰来！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每天还必须面对这个过程。当她的孩子全部入睡后，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开始有时是彻夜的纺棉线活，这些在黑夜里从不间断的纺棉线活，是全部孩子有衣穿的保证。夜深人静时，偶有从睡梦中醒来，常常能听到嗡嗡的纺车声，间中伴有母亲低沈的悲哭声。不到半年的时间，母亲已骨瘦如柴。母亲不分昼夜的劳作并没有有效保障让她的孩子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东西，创造有效保障全家能活下来的条件，尽可能减轻母亲沉重的负担成了全部孩子的自发选择。但祸不单行，身体极度虚弱的大哥在父亲去世快一年之际病得不省人事，在一个漆黑的半夜里，在母亲无助的哀嚎声中，大哥被从家中抬到县里医院，又一轮雪上加霜的灾难已实实在在袭来。本已弱不禁风的一家人再次进入极端困顿的境地。母亲瘦弱的身体再次顶住了命运之神的恣意肆虐。母亲坚定拒绝了任何劝其改嫁以解脱自己灾难人生的好意，母亲坚定地告诉任何劝说者，将这些没有了父亲的孩子抚养成人将是她一生不变的愿望。母亲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
记得父亲去世后过的第一个大年，家中是一贫如洗。大年三十上午，一个远房叔叔送来了一斤三两猪肉、一斤多羊肉、二斤白面。大年三十夜，全部孩子围坐在炕上，母亲将炕烧得热烘烘的。母亲将切成片的肉炖熟，所有孩子都没有端饭碗、拿筷子，由母亲端着碗用筷子夹着肉每人喂了我们两口。
那次的肉香是我终生不能忘掉的，那个年夜里，我们吃上了世界上最香的肉，住在世界上最暖和的窑洞里。大年初一早晨，用叔父送来的羊肉和着萝卜丝，用那二斤白面，我们吃了一顿饺子！天还未亮，全家人就围着煤油灯忙碌着，那天早晨我们吃到了人世间最香的饺子！虽然有限的数量不能保证吃饱。这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是用心、用爱而不是用财富，使我们过了一个有生之年不能忘掉丝毫的、最幸福的春节。
母亲是个有远见的人，她的远见是我们子女今天价值的全部基础。母亲决定让除大哥及姐姐外的其他孩子上学，当时的这个决定近乎天方夜潭，但二哥以下，后来我们都读完初中。接受完初中教育的经历，成为改变我们子女个人人生命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已懂事的二哥因心疼母亲坚决拒绝上学，但母亲的这个决定是不容商量的，二哥在极度贫穷的家境中读完了初中，这对他未来参军及后来的发展极具意义。对我的学习，是所有孩子中母亲花费心血最多的。我小学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学状态，经济困难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从父亲去世的第二年起，全家每年前半年里的生存条件，是由我和10岁的弟弟以起早贪黑挖药材来保证。每个白天，我和弟弟冒着酷暑及诸多危险去挖药材，伸手不见五指时，饿得直不起腰的我和弟弟回到家里，喝上一肚子毫无任何营养的稀饭倒地入睡。而母亲则开始了她的另一种劳作，即几近用彻夜的时间，将我和弟弟挖回家的药材逐根用擀面杖碾压然后抽去根筋，再逐根摆好，以便天亮后晾晒。这种由我、弟弟及母亲三人形成的挖药材、以取换红高粱度命的机制至1977年。形成不变的定式是，每十天一个集市，十天里挖回并已晒干的药材基本上均为10 斤以上，但最多未超过十一斤，每斤1.2元，可得到12元以上的现钱。带着壳的红高粱0.25元/斤，每次卖完药材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中的10元钱换成 40斤红高粱，这是未来10天里全家的全部口粮，每次余下2元左右的钱用以食用盐、灯用煤油等花费。当秋季不能挖药材时，母亲又指导我们去拾捡农业社收秋后散落在田地、路旁的粮食颗粒。这种拾捡粮的时间一般需要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兄妹的拾捡，能够让一年中无粮的时间减少两个月。
西北黄土高原的冬季，严冬规律般地与强初的西北风结伴而至。在别人家的孩子足不出户时，我们每天满山遍野地去拾柴禾，因我们没有钱去买碳烧。贫穷、恶劣的自然环境及母亲的坚忍，培育出了那些年我们能成功活下来的运行机制。至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自己进入了历时三年的另一种规律，母亲决定供我去读初中。
坐在母亲的棺材前追忆那三年的初中读书生涯，唤起了我心中无尽的痛，母亲用坚忍、耐劳、超乎想象的责任心保障我走完了三年的初中读书生涯。
我就读的古城中学在距我家十里的高山上，当时我年龄小，走完十里路需近一个半小时。由于住校就读每天需要交八分钱的伙食费，母亲鼓励我走读，据此开始了越时三年的、行程三万六千里的走读生涯。三年里，母亲实际上没有睡过一夜好觉，我每天天亮时必须赶到学校，路途所需一个半小时，起床、吃饭到出门的过程需一个小时，亦即，在三年里，每一个夜晚的时间都要被切掉两个半小时，而这两个半小时不能睡觉的时间，也只是我起床后耗掉的时间，母亲被耗掉的睡眠时间远不止之。当时全村都没有一个钟、一只表，夜晚掌握时间的方式仍为延续不知始于什么时间的做法——看天象。在我睡梦中，母亲一个晚上要几次出门看星星以判断时间已成了一种生活状态。阴天夜里，母亲根本就不敢睡觉，凭着感觉以判断时间，三年里风雨无阻。母亲以责任心及牺牲保证了我在三年里从未有过一次迟到，更无旷课现象发生。
我以我的方式回报着母亲。三年里，我将所有可供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学习成了三年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利用一切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读书，当年我用劳动以换取读看他人小说、刊物的故事成为人们至今笑谈的素材。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学里从未被排在前三名以外（当然我的调皮名次亦排在全校前列）。虽然后来考上全县重点高中，因贫穷而辍学，但这三年的读书生涯，为我一生的价值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三年的中学生涯，在我一生价值中的作用无以替代，它为后来多年的自学提供了诸多条件、方法及可能。三年的学习生涯及其价值，是母亲和我共同完成及创造的。
母亲是个有道德力量的人，母亲的道德力量价值并不取决于我的认识及我手中的这支笔。但无论如何，我的这支笔是无法穷尽母亲在道德力量方面所积累的厚重底蕴。
母亲以身体力行让我们子女明白，任何不劳而获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饥饿的我们，任何偷吃他人瓜果的行为，都将受到母亲严厉的惩罚，以致使幼小的我们是路不敢拾遗。
母亲对奶奶的孝顺远近闻名，相比之下，奶奶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则较为糟糕。我们记忆中的奶奶，不骂母亲的时间只有三种情形，即：吃饭、睡觉及我母亲不在家里时。每每在背地里，母亲常常委屈的流泪，她告诉我们，奶奶的一生极为坎坷，早年丧夫、老年丧子，非常的不易，奶奶的世界里只有咱们这家人，骂别人又不能，骂咱们若能解解可怜老人的烦闷，容忍一下没有什么。我们的记忆里，被骂得泪流满面的母亲，每顿饭的第一碗端给奶奶，全家分饭限量时，奶奶不在此限中。一大锅稀汤饭中，常常让正在挨骂的母亲捞一碗稠的给奶奶后，锅里剩下的饭与水的唯一的区别只是颜色。在寒冷的冬季，我们窑里的水缸早晨起来常结着冰，而奶奶的窑里则被烧得暖烘烘的，以至我们都争着陪奶奶睡。每遇集市，母亲总要给年老的奶奶设法买点儿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每每这样的过程都很神秘，所有的孩子都被严厉禁止，不得踏近奶奶门口半步。当这种禁止被解除时，究竟是什么好吃的，只能是我们好奇的猜想。
母亲经历六十年的贫苦生涯，这并未影响她对其他穷人的扶助。穷人众多是最大的且是最持久的中国特色，那年月更甚。出来讨吃要饭的是穷人，未出来讨吃要饭的也是穷人，穷人之间的互济尤显重要。母亲作为那个时期未出去讨吃要饭的穷人，对那些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的帮助在当地是老幼尽知。到了冬季，不管来自天南地北、不管来者姓甚名谁、人数多寡，母亲都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被迫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张罗到我们家里，白天为他们提供歇脚点，夜晚为他们提供睡觉的地方，人多时，我家一孔窑洞里住着十几个人。黄土高原的冬夜，严寒及劲风让穷人胆寒，我们的穷家也不特别暖和，但却能有效阻却严寒及劲风。年复一年，母亲为多少穷人在严冬里提供过避寒帮助，连母亲自己都说不清，只记得只要我们村子里来了穷人，村里的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来者，让他（她）们来找我的母亲。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在弱势阶层颇具声名的律师，常有拄者拐杖、坐着轮椅、无交费能力者被其它热心的律师同行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总能想起母亲扶助穷人的情景，我每每会心一笑，当今天想到之时，我的泪水已若热泉涌，母亲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坐在母亲的棺材前追忆那三年的初中读书生涯，唤起了我心中无尽的痛，母亲用坚忍、耐劳、超乎想象的责任心保障我走完了三年的初中读书生涯。
我就读的古城中学在距我家十里的高山上，当时我年龄小，走完十里路需近一个半小时。由于住校就读每天需要交八分钱的伙食费，母亲鼓励我走读，据此开始了越时三年的、行程三万六千里的走读生涯。三年里，母亲实际上没有睡过一夜好觉，我每天天亮时必须赶到学校，路途所需一个半小时，起床、吃饭到出门的过程需一个小时，亦即，在三年里，每一个夜晚的时间都要被切掉两个半小时，而这两个半小时不能睡觉的时间，也只是我起床后耗掉的时间，母亲被耗掉的睡眠时间远不止之。当时全村都没有一个钟、一只表，夜晚掌握时间的方式仍为延续不知始于什么时间的做法——看天象。在我睡梦中，母亲一个晚上要几次出门看星星以判断时间已成了一种生活状态。阴天夜里，母亲根本就不敢睡觉，凭着感觉以判断时间，三年里风雨无阻。母亲以责任心及牺牲保证了我在三年里从未有过一次迟到，更无旷课现象发生。
我以我的方式回报着母亲。三年里，我将所有可供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读书、学习成了三年里的一种生活状态，利用一切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读书，当年我用劳动以换取读看他人小说、刊物的故事成为人们至今笑谈的素材。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学里从未被排在前三名以外（当然我的调皮名次亦排在全校前列）。虽然后来考上全县重点高中，因贫穷而辍学，但这三年的读书生涯，为我一生的价值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三年的中学生涯，在我一生价值中的作用无以替代，它为后来多年的自学提供了诸多条件、方法及可能。三年的学习生涯及其价值，是母亲和我共同完成及创造的。
母亲是个有道德力量的人，母亲的道德力量价值并不取决于我的认识及我手中的这支笔。但无论如何，我的这支笔是无法穷尽母亲在道德力量方面所积累的厚重底蕴。
母亲以身体力行让我们子女明白，任何不劳而获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饥饿的我们，任何偷吃他人瓜果的行为，都将受到母亲严厉的惩罚，以致使幼小的我们是路不敢拾遗。
母亲对奶奶的孝顺远近闻名，相比之下，奶奶在我们记忆中的形象则较为糟糕。我们记忆中的奶奶，不骂母亲的时间只有三种情形，即：吃饭、睡觉及我母亲不在家里时。每每在背地里，母亲常常委屈的流泪，她告诉我们，奶奶的一生极为坎坷，早年丧夫、老年丧子，非常的不易，奶奶的世界里只有咱们这家人，骂别人又不能，骂咱们若能解解可怜老人的烦闷，容忍一下没有什么。我们的记忆里，被骂得泪流满面的母亲，每顿饭的第一碗端给奶奶，全家分饭限量时，奶奶不在此限中。一大锅稀汤饭中，常常让正在挨骂的母亲捞一碗稠的给奶奶后，锅里剩下的饭与水的唯一的区别只是颜色。在寒冷的冬季，我们窑里的水缸早晨起来常结着冰，而奶奶的窑里则被烧得暖烘烘的，以至我们都争着陪奶奶睡。每遇集市，母亲总要给年老的奶奶设法买点儿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每每这样的过程都很神秘，所有的孩子都被严厉禁止，不得踏近奶奶门口半步。当这种禁止被解除时，究竟是什么好吃的，只能是我们好奇的猜想。
母亲经历六十年的贫苦生涯，这并未影响她对其他穷人的扶助。穷人众多是最大的且是最持久的中国特色，那年月更甚。出来讨吃要饭的是穷人，未出来讨吃要饭的也是穷人，穷人之间的互济尤显重要。母亲作为那个时期未出去讨吃要饭的穷人，对那些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的帮助在当地是老幼尽知。到了冬季，不管来自天南地北、不管来者姓甚名谁、人数多寡，母亲都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被迫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张罗到我们家里，白天为他们提供歇脚点，夜晚为他们提供睡觉的地方，人多时，我家一孔窑洞里住着十几个人。黄土高原的冬夜，严寒及劲风让穷人胆寒，我们的穷家也不特别暖和，但却能有效阻却严寒及劲风。年复一年，母亲为多少穷人在严冬里提供过避寒帮助，连母亲自己都说不清，只记得只要我们村子里来了穷人，村里的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来者，让他（她）们来找我的母亲。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在弱势阶层颇具声名的律师，常有拄者拐杖、坐着轮椅、无交费能力者被其它热心的律师同行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总能想起母亲扶助穷人的情景，我每每会心一笑，当今天想到之时，我的泪水已若热泉涌，母亲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母亲经历六十年的贫苦生涯，这并未影响她对其他穷人的扶助。穷人众多是最大的且是最持久的中国特色，那年月更甚。出来讨吃要饭的是穷人，未出来讨吃要饭的也是穷人，穷人之间的互济尤显重要。母亲作为那个时期未出去讨吃要饭的穷人，对那些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的帮助在当地是老幼尽知。到了冬季，不管来自天南地北、不管来者姓甚名谁、人数多寡，母亲都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被迫出来讨吃要饭的穷人张罗到我们家里，白天为他们提供歇脚点，夜晚为他们提供睡觉的地方，人多时，我家一孔窑洞里住着十几个人。黄土高原的冬夜，严寒及劲风让穷人胆寒，我们的穷家也不特别暖和，但却能有效阻却严寒及劲风。年复一年，母亲为多少穷人在严冬里提供过避寒帮助，连母亲自己都说不清，只记得只要我们村子里来了穷人，村里的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来者，让他（她）们来找我的母亲。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在弱势阶层颇具声名的律师，常有拄者拐杖、坐着轮椅、无交费能力者被其它热心的律师同行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总能想起母亲扶助穷人的情景，我每每会心一笑，当今天想到之时，我的泪水已若热泉涌，母亲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母亲的扶助穷人之举，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有其中两次。一次是一个寒风刺骨的隆冬夜，有一群要饭讨吃的穷人钻进一孔破窑洞，已入睡的母亲得知后，又起来带着我们去找那些跟我们一样穷的人。至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们随母亲来到那孔破窑洞前时，窑洞口显然是已被里面的人用麦秸、谷草封住。母亲拨开了那些柴草，眼前的景色让人心酸，借着寒月光，八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幼紧紧挤在一起，母亲说明了来意。在母亲拨开柴草时显然受到惊吓的那群穷人都不说话，看了一会我们后他们又互看，母亲用语言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一群穷人（当然包括我们）当天夜里挤到了我们的家里，炕上、地上全都是人。另一件事是，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一名讨饭的母亲带着孩子到了我家，恰逢我家仓中无一粒粮米，根本没有条件援助来者，讨饭者失望地带着孩子准备离开，母亲让她们在我家等一等，过了一阵子，母亲手捧着两个还未完全长熟的玉米棒回来，母亲是跑到了自留地里掰了两个玉米棒以接济来者。
母亲一生敬天行善，对佛信服的虔诚状令人感泣。我当了律师的第一年，母亲迅速摆脱了贫穷，脱离了贫穷后的母亲已是儿成女就，敬信佛是以及行善，成了母亲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对之以尽可能的物质支持。我常常为母亲信服佛是以及行善之举，感动的热泪涟涟。前几年，盗墓贼常常在行窃后，将无辜的、无主坟者的遗骨扔得漫山遍野，母亲不遗余力，自己掏钱置办木匣子将之掩埋。逢年过节，从未忘了嘱咐一群孙男孙女去给“他们”烧纸。
摆脱了贫穷后的母亲并未忘了对穷人的济助，近几年的每年春节回家，包括刚刚过去的母亲的最后一个春节里，常有一些我们兄妹不认识者拖儿带女到我家来吃饭，这些人规律性的是衣衫褴褛，每每向母亲问及之，她老人家均笑答曰：“是咱家的亲戚。”今年春节的一天，一位瘦弱的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家，躺在炕上的母亲吃力地告诉我，这是你们的姑表亲，并吩咐大嫂、大姐给做饭（我们全家刚吃完饭收拾停当）款待，并特别交代我们，一定要让大人、孩子都吃好吃饱。听到两个孩子咳嗽不止，母亲让姐姐和我掏钱给那两个孩子看病，后来四弟告诉我，那是邻村讨饭吃的穷人，母亲将他们认作亲戚，逢年过节必来母亲家。当时四弟笑着告诉我，母亲的这种亲戚有很多。同村两个丧父的穷孩子一家，从他们丧父后不久，即完全成了我们家名实相符的亲戚，我一直在定期资助着她们的学费，逢年过节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母亲的后事处理过程中，她们像母亲的孩子一样尽着孝道，令人几多感慨、几多心碎。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的一切，是母亲核心的精神内容，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反复地重复着我们所有的孩子、孙子、孙女的名字，重复的次数无以数估，直至咽气。每每想到此，我们心底的痛无法言表。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母亲对我们这些人的关爱的细微程度，常常感动得我们泪水汩汩。
人世间若要票决最伟大的母亲，每个母亲都会获得与自己子女数量相同的得票。
我的母亲是最伟大的，这绝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是由我来完成。
我的母亲顶天立地，我每每这样说时是底气十足，母亲是个平凡的人，这绝不影响她拥有的伟大品格。母亲的伟大品格持久地体现在她日常细小的行为之中，其一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身处逆境，但长久处于逆境中的母亲却从未间断过对其他同样处于逆境中人的帮助。一生贫穷的母亲济困助危（写到此我泪水热面），她以宽广的襟怀度世行事。她伟大的品格持久地影响着我们，母亲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个贫穷者，但她却给了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在这几天里，全家人在泪水中，对母亲伟大品行的追忆持久不辍，更令我们感觉到纵肝脑涂地亦无以回报母爱之一二。
母亲是一本书，虽然母亲一字不识。对母亲伟大品行的追忆使我痛苦地幸福着。一篇文章，一百篇文章亦无法承载对我平凡母亲的追忆，但我无论如何也得写点东西，据以表达我对伟大母亲的思念。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时，我独自驾车来到一个叫王家川的山村，我寻找到了我的母亲出生的那孔窑洞……
母亲是神灵——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神灵。
我们已失去了母亲，我们已永远地失去了母亲，这是我们永远的痛。
瘦弱的母亲坚忍且成功地承载了人生中任何需她承担的重负，而我们却无以承受没有了母亲的巨痛！
母亲的扶助穷人之举，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有其中两次。一次是一个寒风刺骨的隆冬夜，有一群要饭讨吃的穷人钻进一孔破窑洞，已入睡的母亲得知后，又起来带着我们去找那些跟我们一样穷的人。至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我们随母亲来到那孔破窑洞前时，窑洞口显然是已被里面的人用麦秸、谷草封住。母亲拨开了那些柴草，眼前的景色让人心酸，借着寒月光，八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幼紧紧挤在一起，母亲说明了来意。在母亲拨开柴草时显然受到惊吓的那群穷人都不说话，看了一会我们后他们又互看，母亲用语言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一群穷人（当然包括我们）当天夜里挤到了我们的家里，炕上、地上全都是人。另一件事是，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一名讨饭的母亲带着孩子到了我家，恰逢我家仓中无一粒粮米，根本没有条件援助来者，讨饭者失望地带着孩子准备离开，母亲让她们在我家等一等，过了一阵子，母亲手捧着两个还未完全长熟的玉米棒回来，母亲是跑到了自留地里掰了两个玉米棒以接济来者。
母亲一生敬天行善，对佛信服的虔诚状令人感泣。我当了律师的第一年，母亲迅速摆脱了贫穷，脱离了贫穷后的母亲已是儿成女就，敬信佛是以及行善，成了母亲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对之以尽可能的物质支持。我常常为母亲信服佛是以及行善之举，感动的热泪涟涟。前几年，盗墓贼常常在行窃后，将无辜的、无主坟者的遗骨扔得漫山遍野，母亲不遗余力，自己掏钱置办木匣子将之掩埋。逢年过节，从未忘了嘱咐一群孙男孙女去给“他们”烧纸。
摆脱了贫穷后的母亲并未忘了对穷人的济助，近几年的每年春节回家，包括刚刚过去的母亲的最后一个春节里，常有一些我们兄妹不认识者拖儿带女到我家来吃饭，这些人规律性的是衣衫褴褛，每每向母亲问及之，她老人家均笑答曰：“是咱家的亲戚。”今年春节的一天，一位瘦弱的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家，躺在炕上的母亲吃力地告诉我，这是你们的姑表亲，并吩咐大嫂、大姐给做饭（我们全家刚吃完饭收拾停当）款待，并特别交代我们，一定要让大人、孩子都吃好吃饱。听到两个孩子咳嗽不止，母亲让姐姐和我掏钱给那两个孩子看病，后来四弟告诉我，那是邻村讨饭吃的穷人，母亲将他们认作亲戚，逢年过节必来母亲家。当时四弟笑着告诉我，母亲的这种亲戚有很多。同村两个丧父的穷孩子一家，从他们丧父后不久，即完全成了我们家名实相符的亲戚，我一直在定期资助着她们的学费，逢年过节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母亲的后事处理过程中，她们像母亲的孩子一样尽着孝道，令人几多感慨、几多心碎。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的一切，是母亲核心的精神内容，即使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反复地重复着我们所有的孩子、孙子、孙女的名字，重复的次数无以数估，直至咽气。每每想到此，我们心底的痛无法言表。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母亲对我们这些人的关爱的细微程度，常常感动得我们泪水汩汩。
人世间若要票决最伟大的母亲，每个母亲都会获得与自己子女数量相同的得票。
我的母亲是最伟大的，这绝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是由我来完成。
我的母亲顶天立地，我每每这样说时是底气十足，母亲是个平凡的人，这绝不影响她拥有的伟大品格。母亲的伟大品格持久地体现在她日常细小的行为之中，其一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身处逆境，但长久处于逆境中的母亲却从未间断过对其他同样处于逆境中人的帮助。一生贫穷的母亲济困助危（写到此我泪水热面），她以宽广的襟怀度世行事。她伟大的品格持久地影响着我们，母亲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个贫穷者，但她却给了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在这几天里，全家人在泪水中，对母亲伟大品行的追忆持久不辍，更令我们感觉到纵肝脑涂地亦无以回报母爱之一二。
母亲是一本书，虽然母亲一字不识。对母亲伟大品行的追忆使我痛苦地幸福着。一篇文章，一百篇文章亦无法承载对我平凡母亲的追忆，但我无论如何也得写点东西，据以表达我对伟大母亲的思念。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时，我独自驾车来到一个叫王家川的山村，我寻找到了我的母亲出生的那孔窑洞……
母亲是神灵——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神灵。
我们已失去了母亲，我们已永远地失去了母亲，这是我们永远的痛。
瘦弱的母亲坚忍且成功地承载了人生中任何需她承担的重负，而我们却无以承受没有了母亲的巨痛！
巧
巧克力松鼠
Guest
中国现在既不是搞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实际就是封建主义。
在封建社会推动现代公民的民主权利，路漫漫其修远兮，哎！
在封建社会推动现代公民的民主权利，路漫漫其修远兮，哎！
由版主最后编辑: 2014-05-15
三
三月樱花开
Guest
前两天在文学城上看到一篇季羡林的学生纪念他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讲的很好：我们在批判某些现象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站远了，没有密切利益的瓜葛，就容易说出喊出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而当我们身处其境时，往往考虑的东西多了，妥协的可能也多了。
很多人认为有些人的缄默是麻木，是懦弱，是不正直，其实，这恰恰反应了人性的复杂。比如，小葡萄在分析国人特征的时候，可以堂而皇之地骂出“你们中国人，你们大陆人。。。”，如果作为中国人的自嘲，那也没什么，可偏偏要跟“中国人”撇清关系。而当葡萄叶子想要赚中国人钱的时候，又可以正义地喊出：“我们中国人很优秀的，我们华人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用大师的讲法就是基因的趋利性和自私性。所以，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评判别人时，低头想一想，自己是否是那样？
这一长贴中，有几点我想指出，希望可以探讨一下：
1、孙中山年少就到了檀香山，受到了与当时中国封建思想完全两个体系的思想影响，因此，他才能想到三民主义，才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如果深陷专制主义而没有看外部世界的机会的话，这种变化将会很漫长。这跟他跟不跟着慈禧的思路走没关系。
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从维新先驱到保皇党的转变过程，也只有短短的十几年。
我想说的就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和成就，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或者说是制约。
2、美国1860年爆发内战，直到1862年为止，北方军队还是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势之下，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扭转了战争的形势。解放黑奴，不是林肯的初衷。维护国家统一，才是林肯和北方部队的最高目标。
3、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充其量只是代表着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份子的一小部分。维新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只有代表上层知识份子的谭嗣同之流才有一些进步意识，广大民众根本没有什么立宪的概念。谭嗣同，也没有先进到“绝对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地步。
而现在许志永所反映的却是底层民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诉求。这种变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思想解放的体现。如果把许志永和谭嗣同等同起来，那中国还真是悲哀。
我赞赏许志永的勇气，更期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许志永。最后一段红字部分点赞赞同。
由版主最后编辑: 2014-05-15
三
三月樱花开
Guest
中国统治阶级历来奉行功利主义，
我认为跟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没有太大关系。
瘦
瘦不了你
Guest
好贴。。。
wenzhouboy
天若有情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分法，不合适。这套分法是马克思提出但加了很多限定条件，最后由斯大林明确下来，并立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一定要套，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不长。后面主要是皇权专制。到今天则是中央集权制度。权力不来自于人民，“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提法就是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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