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现在讨厌习近平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 (左)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星期五在上海召开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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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崩溃论再起,悬崖、危机、崩溃等过去由境外势力垄断的词汇都出现在公开言论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崩溃论的主力是中共自家人,“境外势力”只有章家敦在预测中国离崩溃不到半年。最重要的是,这次预言危机的人当中,有个重要人物,那就是中国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

楼财长发警告:离悬崖还有一公里

2月26日上午,中国财长楼继伟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的分会场——“OECD经济政策改革‘力争增长’”上发表简短演讲,提醒各国,越推迟结构性改革,改革空间越小,别等到站在悬崖边再改革。

作为中国财长,楼继伟当然知道要如何保持“政治正确”。他表示,中国比较有幸,还比较有改革空间,但中国也有许多问题。他还发表心得:空间是在变化的,越推迟结构性改革,越侵蚀改革空间,好比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一个人可以掉下悬崖,但是一个国家掉不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承受痛苦。最好离悬崖还有一公里就预见到,加紧改革,不要等到最后1米。”楼财长强调,大家往往更关注短期的问题,这没有错,但是更加需要关注长期和短期的问题。

内行听门道。楼财长很聪明地将中国问题放在全球问题当中来谈,但实际上他预想的重要听众是国内比他更有决定权的最高领导层。目前正值国内舆论空间步步收紧,各类经济数据的颁布都要审查后才能发表,一心为党国着想的任志强因说了一句“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算触了今上“媒体姓党”的逆鳞,此时此刻正在经受网络大字报狂风暴雨般的洗礼,还有可能被开除出党、上央视认罪亮相。因此,即使贵为一国财长的楼继伟,也只能借国际会议发出警示。

财政部是中央的钱袋,从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军费、公共安全支出、西藏、新疆、西北等动荡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额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全国各省市的主要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几乎就全靠它了。楼财长职司是管理中央财政这只钱袋,他提到的离悬崖一公里的危机,当然主要指财政危机。而且他还说了,“空间是在变化的”,各国有幸离悬崖还有一公里,亦即1000米,那么中国每天那距离是缩短1米、2米还是更多?是缓慢前行还是快速滑行?这就得看中国的改革举措是否有效了。

国家账本显示财政安全有问题

国家财政部的收入支出明细帐就是中国的国家账本。目前这本国家账本已经收不抵支,财政困难确实已显山露水。以下三条消息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嗅出危机味道:

一、2015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2016年2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刊发《2015年财政赤字达2万亿 2016年平衡收支恐更难》,其中提到,2015收支差远超预期。2015年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15.22万亿元,同口径增长仅为5.8%,增速创自1988年以来新低;但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7.58万亿元,同口径增长13.17%。收支相抵后,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且高于年初预算数字7351亿元。

二、2016年1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7。据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中央政府支出为838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7512亿增加11.6%。1月份中央政府收入为7256亿元,较去年1月的7305亿元略减0.7%。1月份赤字1131亿。但考虑今年经济下行之势,今后数月内增加财税收入的可能性不太大,财政赤字将继续增加。

三、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各地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据财政部调查,2015年,国内至少有21个省的基础养老保险增长率出现负数,不少地方养老金出现穿底现象,养老保险基金濒临破产边缘。官方承认的养老金缺口达1万亿,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过去,养老保险基金出现入不敷出情况,通常会靠地方财政补贴,但现在不少县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府本身就有巨额负债问题,养老基金的运行尤如黑洞,将不断蚕食中央政府财政结余,同时令国家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

那么,离悬崖一公里之时,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举向哪里?其实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第一刀。

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

目前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接近15%之时,养老保险缺口与社会安定相关。如果有法可想,中国政府不会动这一块。但由于企业破产潮还在继续,为了让剩余的企业能苦撑下去,万万不能加税,否则全玩完。增收既然无多大腾挪余地,减支就成了唯一可行之法。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去年就开始了,大概这就是楼财长讲的“距离悬崖一公里”的时点。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3月6日,楼财长在记者会上端出了改革方案,称养老保险将采用三条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商业养老保险。10月,“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政策出台。11月初,中央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的法规;2016年1月初,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第一财经日报》据政府部门数据测算,以2015年底全国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月2250元为缴费基数,按照当前8%的医保总费率(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退休人员需要缴纳的平均额度为每人每月180元。

为什么要选在民生这块?这点掰开说很简单: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少,事关干部情绪;军费与公共安全支出,事关政权安全。只有民生方面,砍几刀问题不太大,最多就是发牢骚,写点段子骂骂政府,反正老年人的造反能力也不强。

中央政府要看紧钱袋的决心,可从刘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一职管窥一二。中国政府两只钱袋当中,央行管发钞票,财政部管花钞票。中国各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区,一向拿着本省的钱袋从财政部的口袋里哗哗地接银子,“跑部钱进”是要务。但今年不比往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央妈不得不扎紧钱袋口。刘源从未在财经口任职,如今被任命此职,要的不是他的专业经验,而是他的太子党要员身份。他的到任,等于财经口大门前放了一根顶门闩:今后财政部难以招架各省要钱的苦情陈诉,可以推说:这是人大财经委定的盘子,有事找它去。有人说,人大财经委是个闲差,这话是忘记了中纪委走红的命运:在王歧山到任之前,中纪委也是个喝茶看报消闲度日的衙门。

财政安全是政权安全的保障

谈危机的文章不止一篇。安邦咨询2016经济研判内部讨论稿有意公开发表,其中提到的问题有:政治压力空前、政策文件失灵、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三、四线城市的领导今年要以“稳”为主,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老邓经济茶馆则写了篇《我,已经嗅到了崩溃的气息》,从人民币大放水谈到人民币币值剧贬,甚至预言3月份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剧烈跳水,外汇市场崩盘有可能。

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中说过,财政安全是一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所有的危机因素早就埋下并逐渐严重化,但只要导致政权崩溃的即期因素,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极端表现是政变)、外敌入侵、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反抗不同时出现,发生危机共振,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而中国则会在20-30年内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本文所列举的国家账本上的几个大数,仅仅只是开始。能否在距悬崖一公里的距离内完成卓有成效的财政与金融改革,应该是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头等大事。事实上,中国政府并非坐吃等死,笔者接下来将分析目前已现端倪的危机应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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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落实党的领导,反对以党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我国宪法和中共党章都肯定了的内容。邓小平说:“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引自《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21页,下同)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在讨论中共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时写道:“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邓小平的结论是:“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摘二:落实中共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者虽然难免不时有冲突,但总体来说是可以兼容、可以统一的。这点有待证明,我说出的是初步感觉。
但“以党治国”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却完全不一样。虽然看起来它们两者也有些可以并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严重对立、无法兼容的。“以党治国”的典型表现,是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不分、党产与国家财产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且以党代国(政)、以党权代法等等做法,这些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能相容。
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用宪法、法律明确党权范围,规范党权的行使程序,并从法律关系主体、机构、财产、官员等方面分开党与国。
 
@胡锡进: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官员都能为实现言路更宽做出自己贡献。2月14日 19:47 来自 iPhone 6 Plus
如果将这番话换成任一公知大V来说,一定是点赞滚滚,由胡锡进说出来,许多人就难以接受了,从下面的纷纷留言来看,或以为胡编被盗号,又或者以为胡编转向了,更有任直指胡编妄议中央。胡锡进的这番话,其实并不出格,所谓建设性,其实就意味承认和顺从体制,胡锡进这番呼吁,其核心依旧是当局的雅量,而不是制度的安排,是宽松的空间,而不是话语的权利,也就是说,这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开明姿态,与言论自由八杆子都还打不着。
 
【清坪过客言】再论“奴才是从娃娃培养起的”
2016-02-28 清坪过客 清坪过客

前次写了一些关于孩子的话,我以为可以不必再多费嘴舌。现在看来,我是错的。因为就我所看见的,事情远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就能将全部情况描述净尽。

这一次的重点,在于点评孩子作为“班委干部”的表现。 如果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来看问题,那么,被选举出来的“班委干部”,应当是为其他同学义务服务的。手中并无什么实权,即使有,也得以尊重其他同学的“自由”和“权利”为底线。事实上,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课间休息时间,一个同学手中拿着什么“玩具”在玩,姑且不管这个“玩具”是跟学习有关的呢,还是无关的,只要他没有去伤害其他同学,而且也决然不是所谓“刀剑”,那么,任何“班委干部”都没有资格,也就是所谓的权力去没收这个孩子的东西!可惜的是,“班委干部”竟然没收了!他依照的哪门子规矩,可以没收同学的东西呢?

自诩为聪明的成人们,立即就会说,这一定是按照老师的意见在行事,或者在按照班规校纪在行事。我也翻了一下所谓的班规校纪,就没有看见“班委干部”可以没收同学的东西的条例!问了老师,老师说也没有这样指示过。而且都同为一个班的同学,年龄也差不多,谁又比谁更懂事呢?如果更懂事的表现在于,可以没收其他人的东西,那么,我只能说,小小年纪,就知道“侵犯”他人的权利,就可以没收他人的财物而不自知,这样的举动,究竟从何而来呢?既然班规校纪没有这一条,老师也没有指示过,家长更不会这么教育孩子!那又是怎么来的?难道小小年纪是从社会上学的?如果是,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很成问题?而社会又是什么组成的?还不是成人为主么?所以无论正面推论还是反面诘问,都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我说,既然学校未尝允许“班委干部”没收孩子的东西,家长也未尝教导,那就只能证明,孩子的行为是自发的,这样的自发是需要矫正的,根本不值得提倡!

可是,这样的现象存在着。似乎没有出路可以得到疏通。那么,我只能说,家长之不重视孩子的种种表现,甚而至于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的孩子作为“班委干部”,是一桩很荣耀的事情,那么,
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孩子的这些种种表现,其实正在于无形中,受到了家长的鼓舞,亦受到了学校的默认。孩子未来的方向,显然就在自发地按照“班规校纪”,不折不扣地执行轨迹中,又在种种微妙的鼓舞中,最终走向标准的听话的奴才。

这是我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就我自己一路走来,所看见的“班委干部”的章法,从小学到大学,我所看见的现象是,凡是能听从班主任,学校领导的“班委干部”,基本上都会受到重视,从而在那毕业鉴定书上,多些鉴定的亮点,为下一阶段的前行,做些伟大的铺垫。即使没有所谓先进事迹,也会在老师的授意之下,杜撰一些好人好事,以便将自己打造成符合标准的“三好学生”啊,“优秀学生干部”啊,或者“先进性代表”之流。这样的把戏,我其实经历多了,看多了,原本也并不觉得奇怪。离开校园生活,一晃20年过去了,这样的可笑的情形,并没有得到改变。这也就是我忽然得出,中国的奴才,是从“班委干部”培养起的结论。同时在“班委干部”的影响之下,其他娃娃也就朝着听话的奴才方向前进着。这大约可以算作老师的成功,学校的成功,也就是中国教育的成功了!呜呼!

究其实,为何出现这些让人可笑甚至可气的现象呢?我想了想,根由还是在于,中国这个操蛋的国度!在这个操蛋的国度里,有着怎样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价值取向!而这样的教育架构,及其种种乱象,自然也直接取决于中国的根本的政治体制!

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体制呢?说穿了,就是一种邪恶的专制的独裁的政治体制。该体制控制着在该框架下的各个领域的相关制度,价值观,乃至于世界观!不仅如此,该体制还年年月月天天地灌输着,那种种不合时宜的,跟人类前进轨迹相违背的邪恶的思想!该体制企图将全体社会成员,灌输成听话的奴才,奴隶,甚至最好像猪一样,去思考问题,去看待问题。被统治者最好是像猪一样,任由宰割,而无声无息!

这样的一种结果,表面看来,那最初的源头,固然在于家庭环境,固然也可以归结于社会环境,但是更多的却是在学校这个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这是个令人心痛的存在,却客观地存在着!

于是乎,肯定有人会跳出来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其实这样的存在,原本就是畸形的存在,将人的灵魂不断扭曲的存在,将人锻造成猪一样的思想的存在,不知合理在哪里?对于事关侵犯自己的尊严,独立,自由和权利的大事,竟然还有许多人以为这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认为,既然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希望自己与别人,顺从并适应!这样的论调,实在是像极了奴才的口吻,除此以外,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别的合理的解释!

话又说回来,回到孩子身上。这些成人们,难道真的就很希望自己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向奴才的方向前行么?不用思索,他们都会一口否决!他们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竟然会成为人们口中所诟病的奴才,却又在实际行动中,实实在在地这样培养着自己的孩子,踏向奴才的舞台!这真是“不知其可也”甚矣!

2015年1月14日星期三
这种是bullying, 在西方也很常见,和体制没关系。
 
大陆的专政体制,从来都是取消言论基本权利的,而在1990年代之后,在市场化消费主义的浪潮下,市场化媒体和网络空间中,确实存在着相当自由化的内容,对此,体制固然从未放弃过加以管控和打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近乎默许其存在,然而,近年来,这一话语空间遭到了极大的压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下所推行的是一套不需要杂音的路线,即通过强化体制的一致性,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体制内,这一路线就意味着不许妄议,而在体制外,则意味着消除任何意义的杂音,并放大各种支持的声音。
 
因此,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话语风向和体制作为中,胡锡进的这番话,又确实显得与他的身份有所违和。胡锡进的这番话,并不是体制在话语管制上出现变化的什么信号,而更可能是其本人的一个自选动作,这表明,即使是《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报纸,以及胡锡进这样的飞盘党,也对此吃不消了,正如罗世宏教授评论的那样:「一份向来独享新闻和言论特权的党媒市场报的总编辑,现在竟然也开始给官方提建议,呼吁广开言路,可见中国大陆当下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已经压缩到了什么程度!」

这一路线的浮现已有几个年头,也有过一些重要节点,如被大陆网民称为「周带鱼」的周小平的横空出世,由于其粗鄙无文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但却被强行推向了整个社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在一些依旧对最高权力抱有幻想的人士看来,推出「周带鱼」更像是一个阴谋,然而,恰恰相反,「周带鱼」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一套以重复为手段,以占领为目标的基本战法,也就是说,在将其它声音逐步清除出去的同时,通过数量优势达到占领舆论空间的效果,近段时间的小粉红翻墙,其实也是这一战法的体现。在这套战法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和数量,而不是技术和质量。

如果体制确实采取这一战法,笔者也曾经预言,首先,作为被清除对象的公知,会首先消亡,所谓「带鱼一出无公知」,其次,一些原本用于针对自由化话语的设置,也会衰落乃至消亡,如舆情监测。没有舆情了,自然就不需要监测了,舆情监测服务的上升,伴随着网络舆论尤其是微博舆论的升高,如今难免会走下坡路。又如司马南、吴法天这样的高级五毛,其存在感主要来自对于自由化话语的对冲和抵消,如果公知都没有了,也就不需要高级五毛了。《环球时报》虽然隶属于《人民日报》,但还是一份市场化媒体,尤其是在胡锡进主持期间,其存在价值主要来自对自由化话语的攻击,以达到帮助体制抵消自由化话语影响的目的,如今,言论空间的寒冬,使得《环球时报》和胡锡进本人的存在感一再探底,甚至感到无趣,以致作出这样的自选动作,也并非没有可能。
 
从更深的背景来说,尽管大陆所有媒体都有体制属性,但是,在体制内媒体人的自我期许中,吸引公众而不是排斥公众,既是其自我期许,也是其向体制证明自身价值的关键。市场化之后,许多体制内人士包括媒体人也意识到,市场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分化,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多元,如果能在体制和新兴社会阶层之间形成话语重迭,不仅更有利于体制的存续,也更能凸显自身的自身价值,面对日益活跃的自由化思潮,许多体制内人士包括媒体人也认为,更需要的是通过用温和的话语去对冲激进的话语,而不是采取一味打压的方式。从日常的表达中,似乎看不出胡锡进有如此的倾向,但既然同属体制内媒体阵营,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不足为奇。

不过,以当下的走向来看,全面压制民间杂音,单向放大体制声音,已是既定的路线,就在今天,一些习近平视察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图片在网上流传,其中一幅央视的大字标语尤其引人注目:「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再也鲜明不过地阐释了当下的路线,这是一种建立在忠诚和数量,而非技术和质量之上的路线,也因此,胡锡进的这些话,反映的是某些体制内人士为党国分忧的内容,但可以预期的是,当下的路线并没有什么逆转的可能,胡锡进的这种担忧,非但不能影响到既定的路线,也不排除胡锡进本人因此被塞马粪,成为焦大的可能
 
有人会跳出来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其实这样的存在,原本就是畸形的存在,将人的灵魂不断扭曲的存在,将人锻造成猪一样的思想的存在,不知合理在哪 里?对于事关侵犯自己的尊严,独立,自由和权利的大事,竟然还有许多人以为这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认为,既然无法改变这个现实,就希望自己 与别人,顺从并适应!这样的论调,实在是像极了奴才的口吻,除此以外,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别的合理的解释!
 


刁员外去见体光老和尚,说:老和尚啊,你们佛教讲行善,这是好的,但说人做了恶,死后会变成畜生什么的,这我可不信!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没实践过的,我都不信。
老和尚问:屎吃不得,你信不?
刁回答:这我信!
老和尚说:那你是实践过了?
……
 

小和尚

最爱妹的小和尚


刁员外去见体光老和尚,说:老和尚啊,你们佛教讲行善,这是好的,但说人做了恶,死后会变成畜生什么的,这我可不信!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没实践过的,我都不信。
老和尚问:屎吃不得,你信不?
刁回答:这我信!
老和尚说:那你是实践过了?
……

偷换概念,
别人实践过可以参考。
 
梁晓声:若再回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2016-02-28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因此,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话语风向和体制作为中,胡锡进的这番话,又确实显得与他的身份有所违和。胡锡进的这番话,并不是体制在话语管制上出现变化的什么信号,而更可能是其本人的一个自选动作,这表明,即使是《环球时报》这样的官方报纸,以及胡锡进这样的飞盘党,也对此吃不消了,正如罗世宏教授评论的那样:「一份向来独享新闻和言论特权的党媒市场报的总编辑,现在竟然也开始给官方提建议,呼吁广开言路,可见中国大陆当下的新闻和言论空间已经压缩到了什么程度!」

这一路线的浮现已有几个年头,也有过一些重要节点,如被大陆网民称为「周带鱼」的周小平的横空出世,由于其粗鄙无文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但却被强行推向了整个社会,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在一些依旧对最高权力抱有幻想的人士看来,推出「周带鱼」更像是一个阴谋,然而,恰恰相反,「周带鱼」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一套以重复为手段,以占领为目标的基本战法,也就是说,在将其它声音逐步清除出去的同时,通过数量优势达到占领舆论空间的效果,近段时间的小粉红翻墙,其实也是这一战法的体现。在这套战法中,最重要的是忠诚和数量,而不是技术和质量。

如果体制确实采取这一战法,笔者也曾经预言,首先,作为被清除对象的公知,会首先消亡,所谓「带鱼一出无公知」,其次,一些原本用于针对自由化话语的设置,也会衰落乃至消亡,如舆情监测。没有舆情了,自然就不需要监测了,舆情监测服务的上升,伴随着网络舆论尤其是微博舆论的升高,如今难免会走下坡路。又如司马南、吴法天这样的高级五毛,其存在感主要来自对于自由化话语的对冲和抵消,如果公知都没有了,也就不需要高级五毛了。《环球时报》虽然隶属于《人民日报》,但还是一份市场化媒体,尤其是在胡锡进主持期间,其存在价值主要来自对自由化话语的攻击,以达到帮助体制抵消自由化话语影响的目的,如今,言论空间的寒冬,使得《环球时报》和胡锡进本人的存在感一再探底,甚至感到无趣,以致作出这样的自选动作,也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其它声音都压下去或消亡了,那吾皇也就该推出自己的声音了,比如基督教有圣经,大家照着做就好,习大大能有什么经文推出?拭目以待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 (左)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星期五在上海召开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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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崩溃论再起,悬崖、危机、崩溃等过去由境外势力垄断的词汇都出现在公开言论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崩溃论的主力是中共自家人,“境外势力”只有章家敦在预测中国离崩溃不到半年。最重要的是,这次预言危机的人当中,有个重要人物,那就是中国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

楼财长发警告:离悬崖还有一公里

2月26日上午,中国财长楼继伟在G20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的分会场——“OECD经济政策改革‘力争增长’”上发表简短演讲,提醒各国,越推迟结构性改革,改革空间越小,别等到站在悬崖边再改革。

作为中国财长,楼继伟当然知道要如何保持“政治正确”。他表示,中国比较有幸,还比较有改革空间,但中国也有许多问题。他还发表心得:空间是在变化的,越推迟结构性改革,越侵蚀改革空间,好比让自己站在悬崖边上。“一个人可以掉下悬崖,但是一个国家掉不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承受痛苦。最好离悬崖还有一公里就预见到,加紧改革,不要等到最后1米。”楼财长强调,大家往往更关注短期的问题,这没有错,但是更加需要关注长期和短期的问题。

内行听门道。楼财长很聪明地将中国问题放在全球问题当中来谈,但实际上他预想的重要听众是国内比他更有决定权的最高领导层。目前正值国内舆论空间步步收紧,各类经济数据的颁布都要审查后才能发表,一心为党国着想的任志强因说了一句“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算触了今上“媒体姓党”的逆鳞,此时此刻正在经受网络大字报狂风暴雨般的洗礼,还有可能被开除出党、上央视认罪亮相。因此,即使贵为一国财长的楼继伟,也只能借国际会议发出警示。

财政部是中央的钱袋,从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军费、公共安全支出、西藏、新疆、西北等动荡不安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额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全国各省市的主要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几乎就全靠它了。楼财长职司是管理中央财政这只钱袋,他提到的离悬崖一公里的危机,当然主要指财政危机。而且他还说了,“空间是在变化的”,各国有幸离悬崖还有一公里,亦即1000米,那么中国每天那距离是缩短1米、2米还是更多?是缓慢前行还是快速滑行?这就得看中国的改革举措是否有效了。

国家账本显示财政安全有问题

国家财政部的收入支出明细帐就是中国的国家账本。目前这本国家账本已经收不抵支,财政困难确实已显山露水。以下三条消息放在一起看,就可以嗅出危机味道:

一、2015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2016年2月1日,每日经济新闻刊发《2015年财政赤字达2万亿 2016年平衡收支恐更难》,其中提到,2015收支差远超预期。2015年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高达15.22万亿元,同口径增长仅为5.8%,增速创自1988年以来新低;但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7.58万亿元,同口径增长13.17%。收支相抵后,2015年中国财政赤字突破2万亿元,达到23551亿元,且高于年初预算数字7351亿元。

二、2016年1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7。据财政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中央政府支出为838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7512亿增加11.6%。1月份中央政府收入为7256亿元,较去年1月的7305亿元略减0.7%。1月份赤字1131亿。但考虑今年经济下行之势,今后数月内增加财税收入的可能性不太大,财政赤字将继续增加。

三、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各地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据财政部调查,2015年,国内至少有21个省的基础养老保险增长率出现负数,不少地方养老金出现穿底现象,养老保险基金濒临破产边缘。官方承认的养老金缺口达1万亿,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严重。过去,养老保险基金出现入不敷出情况,通常会靠地方财政补贴,但现在不少县连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政府本身就有巨额负债问题,养老基金的运行尤如黑洞,将不断蚕食中央政府财政结余,同时令国家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

那么,离悬崖一公里之时,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举向哪里?其实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第一刀。

中国财政改革的第一刀

目前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高峰,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接近15%之时,养老保险缺口与社会安定相关。如果有法可想,中国政府不会动这一块。但由于企业破产潮还在继续,为了让剩余的企业能苦撑下去,万万不能加税,否则全玩完。增收既然无多大腾挪余地,减支就成了唯一可行之法。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去年就开始了,大概这就是楼财长讲的“距离悬崖一公里”的时点。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3月6日,楼财长在记者会上端出了改革方案,称养老保险将采用三条支柱,社会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商业养老保险。10月,“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政策出台。11月初,中央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的法规;2016年1月初,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制定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第一财经日报》据政府部门数据测算,以2015年底全国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月2250元为缴费基数,按照当前8%的医保总费率(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退休人员需要缴纳的平均额度为每人每月180元。

为什么要选在民生这块?这点掰开说很简单: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少,事关干部情绪;军费与公共安全支出,事关政权安全。只有民生方面,砍几刀问题不太大,最多就是发牢骚,写点段子骂骂政府,反正老年人的造反能力也不强。

中央政府要看紧钱袋的决心,可从刘源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一职管窥一二。中国政府两只钱袋当中,央行管发钞票,财政部管花钞票。中国各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区,一向拿着本省的钱袋从财政部的口袋里哗哗地接银子,“跑部钱进”是要务。但今年不比往年,财政赤字高达2.3万亿,央妈不得不扎紧钱袋口。刘源从未在财经口任职,如今被任命此职,要的不是他的专业经验,而是他的太子党要员身份。他的到任,等于财经口大门前放了一根顶门闩:今后财政部难以招架各省要钱的苦情陈诉,可以推说:这是人大财经委定的盘子,有事找它去。有人说,人大财经委是个闲差,这话是忘记了中纪委走红的命运:在王歧山到任之前,中纪委也是个喝茶看报消闲度日的衙门。

财政安全是政权安全的保障

谈危机的文章不止一篇。安邦咨询2016经济研判内部讨论稿有意公开发表,其中提到的问题有:政治压力空前、政策文件失灵、大部分所谓金融创新是瞎胡闹、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三、四线城市的领导今年要以“稳”为主,搞好两点:安全不出事,运行要稳定。城市不能断水、断气,出了大事更是不行。老邓经济茶馆则写了篇《我,已经嗅到了崩溃的气息》,从人民币大放水谈到人民币币值剧贬,甚至预言3月份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剧烈跳水,外汇市场崩盘有可能。

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其前景》中说过,财政安全是一国政治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国所有的危机因素早就埋下并逐渐严重化,但只要导致政权崩溃的即期因素,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极端表现是政变)、外敌入侵、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反抗不同时出现,发生危机共振,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而中国则会在20-30年内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本文所列举的国家账本上的几个大数,仅仅只是开始。能否在距悬崖一公里的距离内完成卓有成效的财政与金融改革,应该是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头等大事。事实上,中国政府并非坐吃等死,笔者接下来将分析目前已现端倪的危机应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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